憂鬱症是許多行為失能的主要原因:在美國,近10%的成年人與這種疾病作鬥爭。
很多人都知道不時感到悲傷或沮喪是什麼感覺,我們可能會因為很多事情而經歷負面情緒——工作中的糟糕一天、關係破裂、悲傷的電影,或者只是在“錯誤的一邊”下床,有時我們甚至會說我們感到有點“憂鬱”。
但這意味著什麼,我們如何判斷它何時不僅僅是一種感覺?
憂鬱不僅僅是悲傷或壓力的經歷,憂鬱發作被定義為經歷悲傷或失去快樂持續了兩週或更長時間,並伴有一系列其他身體和心理症狀,包括疲勞、睡眠或食慾改變、內疚感或無價值感,難以集中注意力或有死亡的念頭。
要被診斷出患有重度憂鬱症,個人必須至少經歷一次憂鬱發作,這會擾亂他們的工作、社交或家庭生活。
由於它非常普遍並且可能會嚴重喪失行為能力,因此世界衛生組織報告說,憂鬱症是全球的第三大疾病負擔,造成的社區負擔比心臟病更大。憂鬱症與其他常見精神障礙(包括焦慮症和物質使用障礙)之間也存在高度重疊。
不幸的是,只有35%有心理健康問題症狀的人尋求幫助,這可能是因為由於缺乏知識或照護,以及對於憂鬱症的污名化,而難以識別社群中的憂鬱症。
提供可獲得的治療、增加知識和改變消極態度的憂鬱預防計劃,是增加治療機會和減輕憂鬱負擔的重要途徑。
憂鬱症常見的症狀
心理症狀
- 持續兩週以上感到情緒低落、煩躁、鬱悶或難過。
- 感到沒有希望。
- 覺得沒有價值或有罪惡感。
- 對他人感到易怒或難以忍受。
- 對原本有興趣的事物失去興趣、動力。
- 難以對事情做決定。
- 感到焦慮或擔心。
- 反覆想到死亡,甚至有自殺意念、企圖或計畫。
生理症狀
- 體重下降或上升;沒有食慾或食欲增加。
- 失眠或睡得太多。
- 思考或動作變得緩慢。
- 疲累失去活力:整天想躺床、體力變差。
- 無法專注、無法決斷:腦筋變鈍、矛盾猶豫、無法專心。
原因和風險因素
一個人變得憂鬱通常不是因為單一的原因, 有一系列風險因素,包括生理、遺傳、心理、社會和人口影響。
生理風險因素包括有憂鬱症家族史、長期身體疾病或受傷、經歷慢性疼痛、使用非法藥物或某些處方藥、慢性睡眠問題或生育,而過去經歷過憂鬱症是進一步憂鬱發作的危險因素,憂鬱症的心理風因素包括低自尊或有自我批評的傾向。
人口和社會影響包括女性(女性患憂鬱症的可能性幾乎是男性的兩倍)、壓力大的生活事件(例如關係衝突或照顧生病的人)、經歷艱難或虐待的童年或失業。人們在接觸或經歷的風險因素的數量或類型上差異很大,僅僅有幾個風險因素並不足以引發憂鬱症。
風險因素和壓力或不良生活事件經歷的結合,可能會促使憂鬱症的發作,一個人經歷的風險因素越多,當壓力性的生活事件發生時,他們就越容易患上憂鬱症。
相比之下,那些暴露於較少風險因素的人,在某種程度上得到了緩衝,並且只有在暴露於極端環境壓力時才會發展為憂鬱症。
併發症和合併症
臨床憂鬱症是慢性病患者的最常見並發症之一,包括心臟病、癌症、糖尿病、肥胖症和關節炎。這種疾病經常會引發憂鬱症,尤其是在生理上容易患上這類疾病的人。
憂鬱症患者同時患有兩種障礙或疾病的情況並不少見,這被稱為合併症。例如,患有慢性疼痛的人可能會變得憂鬱(反之亦然)。
同樣,物質使用障礙症和憂鬱症經常共存。患有憂鬱症的人可能會求助於酒精來自我治療,酒精使用疾患也會導致某人出現憂鬱症狀。
雖然這兩種情況實際上都不會導致另一種情況,但它們確實經常共存,一種情況會加劇另一種情況的症狀。
以下是臨床憂鬱症患者常見的一些共病情況:
- 焦慮症
- 過動障礙症(ADHD)
- 自閉症譜系障礙
- 慢性疼痛
- 飲食失調和身體畸形
- 纖維肌痛
- 偏頭痛
- 多發性硬化症 (MS)
- 腸躁症候群(IBS)
- 強迫症 (OCD)
- 恐懼症
- 創傷後壓力症候群(PTSD)
- 睡眠障礙
- 物質使用障礙
治療和預防
現有許多有效治療憂鬱症的方法,其中最有效和最廣泛使用的治療方法,是認知行為療法和抗憂鬱藥物。
認知行為療法是一種談話療法,主要旨在減少消極思維模式;而抗憂鬱藥物則是用來控制被認為與憂鬱症有關的大腦化學物質。
未來研究方向
目前正在探索許多有前瞻性的研究領域,研究人員通過更完善的了解康復過程,來使認知行為療法更為有效。技術改善了線上、遠端和以電腦為主的治療的可行性,讓農村地區或發展中國家等醫療欠缺地區,患有憂鬱症風險的人們可以獲得診斷服務。
基於人口的研究使人們更加了解憂鬱症的危險因素,改善其早期發現的可能;對憂鬱症的生物學和遺傳基礎的研究,則能不斷促進物理和藥物治療的改善。
針對最適合特定個體的治療方案進行更細緻的理解,能為採用個人化的方法來治療和預防憂鬱症的許可帶來更多希望。
文章作者:Philip Batterham, Research Fellow, Centre for Mental Health Research,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; Amelia Gulliver, PHD Candidate & Research Assistant at Centre for Mental Health Research,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, and Lou Farrer, Postdoctoral Research Fellow & Registered Psychologist at Centre for Mental Health Research,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
原文刊登於The Conversation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license. 閱讀原文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