身為在雪梨的皇家阿爾弗雷德醫院（Royal Prince Alfred Hospital）工作的資深性侵輔導員，我常常要陪伴人們度過他們人生中最糟糕的一天。
性侵的創傷是充滿暴力的經驗。這會改變一個人的安全感、他們的世界觀，以及與他人的關係。
當受害者挺身揭露性侵事件時，我們的社會往往更多的是質疑，而非支持。因此，保持沉默對他們來說，可以是一種求生的方式。
責備受害者就是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之一。責備受害者是強姦文化的一部分，它強化了一個觀念，即女性應該完全負起責任保護自己的安全。在澳洲，有八分之一的人認為，如果一位女性在受到酒精或其他藥物影響時被強姦，她至少要負部分負責。
對於施暴者的同情會促使人們責備受害者。當我們試圖與這種可怕的犯罪保持距離時，也會發生責備受害者的情況。我們無法想像這種事會發生在我們身上，所以我們認為這一定是發生在與我們有本質上區別的人身上。要接受這些侵犯就發生在我們附近，是很困難的。
上個月，前自由黨幕僚布蘭妮·希金斯（Brittany Higgins）公開表示，她曾在議會大廈被一名男性同事性侵。
希金斯的勇敢揭露，就在社會存在著要受害者保持沉默的壓力之下。
成為「模範受害者」實在是不可能的
在澳洲社會，我們經常期待性侵受害者表現出恰到好處的情感讓我們相信他們，但又不能太過激動以至於讓人覺得他們是歇斯底里或是想吸引注意。
揭露的時間點也必須剛剛好，否則我們就會質疑他們為何不早一點挺身而出。他們應該是「模範公民」，否則我們會質疑他們的信譽。如果他們在遭受侵犯時處於醉酒狀態，我們會質疑他們的記憶。如果他們是清醒的，我們會質疑他們的選擇。
要成為完美的受害者或倖存者，就像要應對「金髮女孩」的難題一樣，極為難以應對。難怪許多受害者選擇等待數十年才挺身而出，或者根本選擇不報告性侵事件。
隨著公眾的注意力集中在近期的性侵指控上，現在是我們問為何倖存者不立即挺身而出的最好時機。
當揭露性侵事件得到負面回應時，可能會讓倖存者感到羞愧。對揭露的負面回應被稱為「第二次強姦」事件，這種現象被稱為二次受害。挺身而出後遭受到社會負面反應的倖存者，更有可能出現創傷後壓力症候群（PTSD）的症狀。
在澳洲，性侵案件的定罪率低，且司法過程可能漫長。澳洲統計局在2017-18年發表的刑事法庭數據發現，平均需要40週時間才能確保一起性侵案件的定罪。低定罪率，再加上漫長而複雜的司法過程，導致報案率降低。
原住民、文化和語言多元，以及LGBTIQA+的女性可能會面臨更多的報案障礙。這些障礙可能包括社區中更大的污名化、服務獲取的困難，以及與司法系統的不良經驗。
我們需要建立一種接納的文化
在我作為社會健康的性侵輔導員的角色中，我實踐「創傷知情照護」。這是一種以倖存者為中心的方法，並以安全、賦權、選擇、合作，和對文化理解的原則作為基礎。這種方法將倖存者視為他們自己生活的專家。
對於性侵受害者來說，被聽見、被相信，並被告知發生的事情不是他們的錯，這些都很重要。
許多女性對自己在受攻擊時會「僵住」而不是反擊感到憤怒。然而，「僵住」其實是我們在面臨危險時，為了避免進一步受傷所做的最保護性反應。
在輔導過程中，我們會討論收集證據的選項，揭露給警方，以及如果倖存者想這麼做，該如何安全地告訴所愛的人。
在每個決定中，讓倖存者有最大的選擇權，可以讓他們感到有權力並重新掌握控制權。
統計數字可能讓我們震驚，但故事卻能將面孔與痛苦連結。每一個分享性侵經驗的倖存者，都在間接地對另一位倖存者輕輕地說，他們並不孤單。
然而，每一個負面的回應也同樣會對倖存者產生影響。沒有完美的受害者或倖存者，也沒有完美的創傷反應。作為一個社會，我們有集體的責任，創造出安全的空間，以建立一種接納的文化，而非羞恥的文化。
倖存者選擇揭露的決定，應完全基於他們準備好分享他們的故事。
翻譯自 The conversation
原作：Jo Adetunji, Editor, The Conversation UK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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